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“道义所在，民未尝不从；民心所系，天未尝有违。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，以参天地，而法万世者，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”等语。我朝积德累功，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，统一诸国，成开创之功，太宗文皇帝，弘继统之业，世祖章皇帝，建极绥猷，抚临中外。此正顺天命，从民心，成大功，建大业，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。你生在本朝，不知列祖为天命，民心之所归，而云“道义所在，民未尝不从，民心所系，天未尝有违”，是何所指？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这些话，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，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，得民心的。天命顺，民心从，而兴起在位，即是道义之当然。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，本乡本邑，以及附近左右，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，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，所以盛朝功绩，传闻不到。直至旧年到省城，由省城以至于帝畿，见闻渐广，方知东海龙兴，列祖列圣承承继继，不惟非汉、唐、宋、明所及，直迈三代成周之盛。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，上世浑噩，人文未起，积到成周，而太和翔洽，文明大著。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，在周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，至岂若本朝叠叠相因，日远日大，愈久愈光。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，开创王基；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，统一诸国；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，抚临中外；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，遍及薄海；迨至我皇上，天聪明，恢弘前烈，已极礼明乐，备海晏河清。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，乃道义之当然，参天地，法万世，为天运文明之隆会。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，不是立意要如何，以自外于圣世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内云“天生人物，理一分殊，中土得正，而阴阳合德者为人，四塞倾险而邪僻者，为夷狄。夷狄之下为禽兽”等语。禽兽之名，盖以居处荒远，语言文字，不与中土相通，故谓之夷狄，非生于中国者为人，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。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，同禀阴阳之气，得其灵秀者为人，得其偏异者为禽兽，故人心知仁义，而禽兽无伦理。岂以地之中外，分人禽之别乎？若如你所说，则中国阴阳和合之地，只应生人之一类，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。何以遍中国之地，人与禽兽杂然共居，而禽兽之族，比人类为尤多。且即人类之中，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、沦丧天良、绝灭人理、禽兽不如之物来呢，你有何说处？
曾静供：天生人物，理一分殊，其有分别，实以理之偏，全不在所居之内外。弥天重犯读书浅少，义理看不透彻，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，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，今日伏读皇上谕旨，谓如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之一类，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。义更精实，理更显明，虽顽石无知，亦应灵动了。况本朝之兴，列圣相承，亘古所无，万国咸宁，历代罕睹，且开辟幅员之广，声教四讫。自有生民以来，到今日而极盛。又圣祖皇帝承天眷顾之笃厚，享年之久，三代以来所无。况更有几多善政善教，纬地经天，开万世之弘基，立百王之大法，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，正于今日见之矣。所以圣祖皇帝宾天诏到，虽深山穷谷，亦莫不奔走悲号，如丧考妣，即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，至此亦曾废食辍饮，恸哭号涕，被素深山，居丧尽制。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，发于情之不容己，非有所为而为也，若非圣德隆厚，皇恩浩大，何以使民至此，今日圣祖皇帝在天之灵，犹或洞鉴。只为向见《春秋》有华夷之辨，错会经旨，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，其实到今日方晓得经文所说。只因楚不尊王，故攘之，而本朝之兴，与经文之所指天悬地隔。弥天重犯因思天地之内无气不通，无理不到，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，即以地言，亦无定限。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，而且循环无常，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东土，诸夏消磨，荡然空虚，是实话实理。况夷狄本是论人，亦善恶五性克全，无所亏欠为人，五性浊杂，不忠不信，为夷狄。孟子既称大舜、文王为东西夷所生，又诋杨朱、墨翟之无父无君为禽兽，是中国岂无夷狄，要荒岂无圣人，至于有明之世，非鲁、卫、齐、晋之旧，而本朝之兴，直迈成周之辙，更不待言。弥天重犯识浅见小，未曾经历，又得这些无知流言，夹杂胸中，所以有此妄言，悔罪无及。弥天重犯记得前而两次亲供，前供就人而论，看得天地精英之气愈开愈远，循环无常，不以地限。而后供指出，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，而本朝之兴，直迈成周之辙。以今看来，益觉自信无疑，悔罪无及，是弥天重犯虽昔同禽兽，今蒙金丹点化，幸转人胎矣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云“聪明睿智，仁能育万物，义能正万事，礼能宣万化，智能察万类，信能孚万邦者，天下得而尊之亲之。概自先明君丧其德，臣失其守，中原陆沉，夷狄乘虚窃据神器，乾坤反复，地塌天荒，八十余年，天运衰歇，天震地怒，鬼哭神号”等语。从来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我太祖、太宗、世祖，圣圣相承，圣祖在位六十二年，深仁厚泽，浃髓沦肌。正所谓聪明睿智，仁育万物，义正万事，礼宣万化，智察万类，信孚万邦者也。天与人归，懋昭大德。凡有血气，莫不尊亲，盖列祖之至德感孚，奉若天道者，为从古之极盛。是以皇天之保佑，申命恩厚于我朝者，为从古之极隆。若谓乾坤反复，地塌天荒，而我朝八十余年以来，享承平之福，凡叛逆之徒，稍萌奸回，即灭不旋踵。是岂天震地怒，鬼哭神号，皆无可奈何，而人力竟可胜天乎？此非敢于评诬稍诋我朝，乃敢于诬诋上天矣。曾静，你有何说处？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所说必聪明睿知而兼具五性之全德，乃是尊贵天位之语。到今日看来，列祖列圣之聪明睿智，仁义礼智信之施于薄海内外者，固己共信为圣神之极致。我皇上御极以来，圣德神功，上承列祖，尤无纤毫不惬于民心。惟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，遂戴天不知天之高，履地不知地之厚，出入作息，竟忘帝力于何。有以是酿成大恶，身陷乱贼。直到旧冬，得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之大，涵育宇宙，又伏读圣谕谆谆，光被四表，始觉心神开豁，脱然得悟从前之非。然耳虽闻圣德，心虽服圣教，目实为曾亲见有道盛世的光景。昨奉解来京，自湖南而湖北，以抵河南，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，所过都邑省郡，自野及市，历人历境，不知凡几万千。但见民康物阜，风景和平，生其间者，皆气象古茂，性习淳厚，治化休明，太和翔洽，油然共庆太平有道之世。若不是皇上聪明睿智，仁育万物，义正万事，礼宣万化，智察万类，信孚万邦，休养抚育，励精不倦，为从古所未有。何以民心爱戴，休徵齐著，天眷隆笃至此，到此愈觉从前错误之罪大弥天，无地自容，惟日自痛悔号泣而已。至若谓“中原陆沉”以下等语，总因错听谣言，错解经义，一个病根，一路直错到底。今日虽万死万剐，亦所宜然，更何能稍置一喙？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内云“土田尽为富户所收，富者日富，贫者日贫”等语。自古贫富不齐，乃物之情也。凡人能勤俭节省，积累成家，则贫者可富；若游惰侈汰，耗散败业，则富者亦贫。富户之收并田产，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，售其产于富户也。今你说土田为富户所收，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后，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？抑康熙年间，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？其果本朝以前，若明若宋若汉、唐之代，民间皆贫富均齐乎？抑自古以来，民间即有富者，收民之土田乎？你以富者日富，贫者日贫，俱归咎于君上，有何理据呢？
曾静供：此是太平日久，民间辗转积而成弊。固自然之势，不关君上事。亦汉唐以来的通弊，不起于本朝。但本朝历圣相继，承平之久，亘古少及。而皇上御极以来，德盛民化，风清弊绝，民间无丝毫烦扰，而惟田业一项，富户安于有余，贫民常苦不足，辗转流弊，土田将多为富户所收。此际似正须裁成辅相，因妄谓斯民所仰望君上者，在酌盈剂虚，衰多益寡。圣人成能，宜不忍任物情之自流。此是弥天重犯鄙之粗见，不通世事之愚论，岂知贫以游惰而致，富因勤俭而得。此等不齐，自天降下民已然，原非人力之所能挽。盖天之生物不齐，因五气杂揉，不能一致，人之昏明巧拙，才质不同，乃造化之自然，虽天亦无可如何。人之贫富，视乎作为营办，作为营办，又视乎才力之巧拙昏明，此自然之理势也。况天道福善祸谣，要幽远莫测，其穷困者，安知不是天厄之，其丰亨者，安知不是天相之乎？皇上以抚育为心，举一世而涵濡之，岂愿其有此。得圣谕点化，更觉分明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内云：“到处呼号怨恨，切日丧偕亡之愿”等语。这呼号怨恨的确是何人？确在何地？确有何被虐之事？确有何愿丧之情？须一一据实供来。
曾静供：这等呼号的，乃是洞庭湖滨偶被水灾，不能安业之民。盖人生疾病痛苦，饥寒劳瘁，忍耐不过，多呼天呼父母，此情之不容自己者。而小民太平日久，素享丰盈，偶尔被水，觉苦不聊生，曾不如他郡他邑之群歌大有。皇上赤子，必帑赈济，存留者虽沐恩惠，而散流辗转者或远不遍及，其逃于外的，间有呼号。弥天重犯不能广览远稽，故有此语。其实寒暑怨咨，何伤天地之大，况沐恩者久，且多未遍者，暂而少不获安业者，以湖南计之，不过百分之一，以普天下计之，尚不及亿万分之一乎。此个缘故，到今方知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内云“戴皇祖之仇以为君，且守死尽节于其前”，又有“俯首屈节，尽忠于匪类”等语。曾静以岳钟琪之远祖武穆王，称为皇祖者，是奉岳钟琪为主而已，为其臣子也。且曾静狂言，以《春秋》大义自居。其逆书有云“人臣之择主，如女之子从夫，为臣者事非其主，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于人而再醮者矣。而曾静又臣事于岳钟琪，是以失身再醮”等语。岳钟琪假若依曾静之说而叛本朝，是岳钟琪为不能守死尽节，而再醮之人矣。曾静以岳钟琪之臣事本朝为屈节尽忠于匪类，则曾静之愿奉岳钟琪为君，岂不为匪类中之匪类乎？且逆书内以岳钟琪为岳飞之后，称功颂德，乃钦差讯问时，又盛言本朝之恩泽勋业。未知曾静之心，仍欲臣事岳钟琪乎？抑愿臣事本朝乎？如愿臣事本朝，则曾静不亦屈节于匪类乎？设岳钟琪为曾静鼓惑，未知曾静此时以岳钟琪为是乎？抑为匪类也。可一一讯问，令其逐条供明。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，只为误听谣言，错解经义，故一切大义大分，都至混淆。加以闻见狭隘，不知本朝世德之隆，得统之正，深仁厚泽之久而且洽。所以上书岳钟琪。种种悖谬，直是痛悔无及。盖人臣之择主，固如女子之从夫，今岳钟琪以文武全材，笃生圣神之世，而事圣神之君，正如皋夔之事尧舜，伊周之事汤武，不但如正女之从贤夫而己者。固万无可叛之义，亦决无或叛之心。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，遂至冒昧上书，不惟自昧君臣之大义，而并劝人以不忠。是微如蜂蚁，尚知有君臣，毒如蛇虎，尚不忘恩报，而腼然人面，直匪类之不若也。迨至去冬奉钦差大人审问，传宣圣德，已知从古盛世帝王莫与伦比；而且详告本朝来龙兴功德，事事仁至义尽，得统之正，全是天与人归。盖本朝来抚万国之初，明愍帝已身殉国难，而李贼猖狂，中原涂炭，毒逾水火，世祖章皇帝不烦一兵，不折一矢，而天下感戴，率从如赤子之依父母，较之汤武，昔尝为夏殷诸侯，而临时不免兵戈者，更名正言顺，神武而不杀。弥天重犯得闻此义，始如坠深渊，而痛哭追悔，万死莫及。嗣后蒙大人仰遵皇上高厚深恩，一路抚惜到京。而弥天重犯自长沙以抵京师，沿途目之所见，尽是圣世隆景，耳之所闻，莫非圣德仁声。且当身亲被，又有几多破格恩典，而一到京师出之囹圄，居以广厦，给食赐衣。弥天重犯生长山陬，不知圣天子忧切民瘼，曲谅民难，哀矜民隐，竟及于极恶重囚，万死莫赦之徒，直至如此。弥天重犯虽同草木无知，顽石无灵，亦当翻然感化。故在当时岳钟琪幸而怒斥，得免乱贼之名，万一误见听从，不惟弥天重犯为万世乱贼之罪魁，而岳钟琪亦不免为万世乱贼之巨恶了。岳钟琪之守正，固益显其为圣世之良臣，而弥天重犯到此尚有何别义可以借口？只痛恨谣言之害人，遂至陷身于大恶而莫解，然犹幸到今，尚得接天语下诘，省悟以翻身，纵不敢望苟免幸生，得为圣世之民。然得闻大义而知前此之非，是即为圣世之鬼，亦所甘心矣。至若奉岳钟琪为君，而己为其臣子，在弥天重犯初无此心，其称彼远祖为皇祖者，乃是见得礼经，自诸侯以下，概有皇考皇伯父之号，故欲用三代以上称呼而妄耳。盖当时止做旁人献义，未即输身归顺，总之大义既错，罪在恶极，一路皆错，尚有何是处可言。惟千万叩首感激隆恩盛德，自伤欲为圣世之民，而不可得。至于臣事本朝，乃天经地义之当然，又曷尝自即于匪类乎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内云“明亡之恨”等语。前明之亡国，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，与我朝毫无干涉。自有明之季，政教不修，纲纪废弛，内则盗贼纷起，李自成等扰乱残虐，沦陷京师，外则边警时闻，各处蒙古外藩，皆为劲敌。是蹂躏中国，消耗明之元气，非独本朝也。况我太祖创业以来，并无取明之天下之心。太宗皇帝曾勒兵入关徇地，直到山东临清，周视京城，纵猎南苑，数日乃归。明朝并不能一矢加遗。彼时若欲取明之天下，岂不易如反掌？盖我祖宗列圣惟冀息兵安民，解仇释忿。屡欲与明朝和好，而明之君臣总置之不问。迨李自成已陷北京，明愍帝殉国而死，明祚已绝，明位已移，始请兵我朝，来除寇乱。太宗皇帝命将兴师，兵至山海关，一战而胜。李自成二十万之众，望风逃窜，席卷长驱，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，廓清群寇，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，为明朝报仇雪耻，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，显然著明可白万世者也。我朝得国较之汤武征诛，更为名正言顺，何明亡之有恨乎？以李自成之横行中原，所过残破，明朝糜饷百万，曾不能少抗其锋。贼兵一至城下，长驱直入，李自成唾手得明之天下。是明之兵力，万万不如流寇甚明。当李自成既陷京师之后，其志方张，精锐之锋未尝少挫，更增明之叛臣降卒以助其势。而我朝兵威甫及，如摧枯拉朽，只经山海关一战，流贼即亡魂夺魄，奔逃溃败。由是而论，我朝之兵力声势，与明何啻相悬云壤乎？设若取明之天下，已早取矣，何待流贼之摧残乎？惟以仁义为心，不肯代有其国。本朝之光明正大若此，今你怀叛逆之心，若在明朝，即是流寇李自成。而乃以明亡致恨为词，曾不反心自问乎？你还有何说？
曾静供：这个源头，弥天重犯从前全然不知，盖因失父太早，独居山僻穷陋者，已数十余年左右。附近不惟无史册可以借观稽考，而乡党邻里，并无知事老成传闻，但知本朝代明而有天下，初不知有明之天下，早已失之于流寇之手。直至旧冬，闻大人之说后，又得仰读圣谕，乃知本朝全是以仁义而兴，直驾千古莫媲，其弘功伟绩之在当世。不惟明之君臣感其恩，戴其力，即在当时之草木，亦莫不被德而蒙惠。盖有明之季，上下怠慢，政教全然荡废不举，纲纪颓然倒坠不整，内则任宦官把持国政，外则听诸藩剥削民力，荒淫纵恣，无礼无学，遂致民不聊生，奔入贼党，四起为敌。在外官兵望风而靡，所以贼得长驱，直抵京师。当此之时，生民流离困苦，残杀惨掠，直不啻如水火之告急。太宗皇帝龙兴东海，政举教修，仁声仁闻，施及薄海内外，并未萌一点取天下之心。曾勒兵入关，纵猎南苑，以期为明解仇释怨，息兵而安民。而明之君臣，竟置之不问，由是振旅东归，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，取明直如反掌之易耳。又何待贼陷京城，愍帝身殉国难，明祚已绝，明位已移，请求除寇安乱，而后兴师命将乎？即此一举，较之武王观兵孟津，以冀纣恶之改悔，心事更光明正大，表里无憾。况入关一战而胜，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流寇，亡魂夺魄，溃散奔逃，扫荡廓清，当时天下之众如出深渊，如睹父母。世祖皇帝由是发政施仁，抚临天下，救亿万生灵之苦于水火之中，而天下之感戴者，不惟在明之君臣雪耻复仇，衔结莫报。而为亿万生灵救死扶生，其大德直与天地同流。由是看来，汤武虽以仁兴，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。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，武庚不免以殷叛。岂若本朝之有天下得于流贼之手，名正言顺，明臣、汉人皆感激深切，乐为效力致死者乎！弥天重犯从前陷于不知，任臆狂悖，妄引《春秋》以自误，所以有“明亡之恨”等语。到今知之，痛悔流涕，几不欲生，而且蒙恩高厚，更觉无地自容了，复有何说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内云“《春秋》大义，未经先儒讲讨，有明三百年，无一人深悉其故。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”等语。孔子成《春秋》，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，扶植纲常，辨定名分。故曰：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，托《春秋》以为说，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。不但元、明之人，即汉、唐、宋以来之儒，亦无人能解也。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，悍然无忌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，同一乱贼之见，所以其解略同耳。曾静之恶逆大罪，肆诋朕躬，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。而吕留良张狂吠，获罪于圣祖，其罪万死莫赎，宜曾静之服膺倾倒，以为千古卓识。可问曾静，吕留良所说《春秋》大义，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？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，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？着他据实供来。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僻处山谷，离城甚远，左右邻里，无读书士子，良师益友就正，因应试州城，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，及大小题，房书诸评。见其论题理，根本传注，文法规矩先进大家，遂据僻性服膺，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，举凡一切言议，皆当以他为宗。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，他人皆以为仁，只在不用兵车，而吕评大意，独谓仁在尊攘。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《春秋》也只是尊周攘夷，却不知《论语》所云“攘”者止指楚国而言，谓僭王左衽，不知大伦，不习文教，而春秋所摈，亦指吴楚僭王，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。若以地而论，则陈良不得为豪杰，周子不得承道统，律以《春秋》之义，亦将摈之乎。况舜为东夷之人，文王为西夷之人，其说载于《孟子》，更大昭著者也。由是看来，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，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，尤为失之千里矣。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。其余文字著作，并不曾见过。惟到雍正五年，有学徒张熙，到浙江购书，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《如此江山图》及《钱墓松歌》诗。彼时闻之，不觉惊异，不敢信以为然，随复得谣言，叠叠惑乱，遂疑他的话是实，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。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、诗集一本、日记草本四束、抄本文集四本、散诗稿一束赐看。其中不惟错看《春秋》，罪与弥天重犯同。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。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，深仁厚泽，遍及薄海，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，犹知感佩，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，列名胶痒，食毛践土，亦已数十余年，如何丧心病狂，竟至如此。弥天重犯从前不知，姿以《春秋》之义说，虽出于吕氏，旨实发于孔子，不得不信。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，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，全是天与人归，历圣相承，无不道隆德备。而吕留良所云，如此到今，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，悍然无忌，张狂吠，得罪圣祖，万死莫赎，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。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，坐昧当身大义，姿信而附和之，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。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，切恨吕说之害人。俱嗟无及矣，更有何说。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，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，谅复不少，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，莫非历圣德隆，皇天笃佑我朝，故水落石出，一至于此，此岂人力之所能与？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，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，不为彼说所惑，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书内云“可荣可辱，可生可死，而此义必不可失坠”等语。今钦差审问之时，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，求哀乞怜，备极称颂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，将以为辱乎？又未知曾静之心，此时愿生乎，抑愿死乎？其争持大义者何在？着他据实供来。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，只因错解《春秋》，错听谣言耳。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，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，素怀背叛不臣之心。今日发觉被执，只为谣言蛊惑，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。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，此心自问毫无别为，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。到今日解出经义，毫不相干，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。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，实是心悦诚服，到此惟有痛哭流涕，自恨当身大义，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，其乞哀求怜，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，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，虽蒙皇恩浩荡，自计于法无可生耳。至若颂德称功，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，所宜然，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，而姿自诋诬，惟所虑者，识浅学陋，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，而颂与称有不能至，以是死难瞑目也。盖君之尊同天，亲同父，民之称天，子之颂父岂得为过，况五伦从天而下，极之昆虫草木，皆有而君臣一伦，尤为五伦之首。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，错解经义，所以陷身禽兽，自咎虽生犹死，今既晓得本朝龙兴，不同寻常万万，又亲被圣德，高厚从古所无，此时虽死犹生，虽辱亦荣了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，书内云“生当今日，遭逢今世，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”等语。曾静果无志当世，则宜早为高尚，何以应试入学，身列青衿，及考居五等，然后愤懑穷居，肆为狂放？尚得云无志利禄乎？又书内“与一二同志，闭门空山，养鸡种瓜”等语。观曾静书内，见闻甚多，援据甚广，若闭门空山之中，蜚语讹言，何因入耳？是曾静同志之人，必非一二数也。着据实供吐，若供出何人传说，则曾静是误听传闻，罪尚可恕，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，遂拼一死以含糊了事，甘为众人容隐。皇上恩旨，着你据实供吐，你须将书内所云若者得自何人，若者传自何处，逐一据实供来。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，无一字著实者，总因错听谣言，误解经义，所以酿成大恶，到今日不可疏解。今圣德光洁，毫无瑕玷，而皇恩浩荡，不可名言。以弥天重犯如是之大罪大犯，尚如是优容宽待，另置幽闲清旷之地，且敕部给食赐衣，此诚千古未有奇典，尧舜所不到之殊恩。即此一事，弥天重犯粉身碎骨，亦不能仰酬皇恩于万一。此时此际，若果晓得造言首犯，方欲寝食其皮肉，又岂敢容隐他人奸回，以负皇恩？所以当日在长沙，大人审问再三，不敢说者，实为胸中不晓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。而传言的人，又实实是个忠厚守法，不惟不肯造言，并不肯乱言的人。且自计罪大咎深，自料必不能生，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，聪明天纵，事事非常，法所得定，亦非常情所得拟。弥天重犯的死生，断非事前所得决然。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，万难自信，可以侥幸于不死，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，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。今感皇恩如此高厚，且奉旨意询问，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，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。赤子冒触父母，虽当父母盛怒之下，亦要向前号泣，说个明白，况今日旨意煌煌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。此在自家分上计合，该要供出人来。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，或可以寻源，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，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，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，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，其大者如此如此。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，姓陈字象侯，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，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，口传有个本章，谏议皇上如此不好，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。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，遂渐疑此为实事，其实源头造言的人，不知就是那陈帝锡，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。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，不知其人形貌何如，即帝锡两字，也不知是此两字否，问何立忠便知。听闻比人会堪舆，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，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，或者知得他的名字。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，何可毁谤。天经云隔，何伤于天，反因云隔，而转见天之高；地经穿凿，何损于地，反因穿凿，而转见地之厚。今皇上之行，如日月经天，虽湖山万里，莫不共见共闻。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，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“山崩川竭，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，至于川并未竭，因笔头不谨，弄文致诬”等语。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，影响全无，你将传说笔之于书，已极悖逆了，况川竭之事，并无传说，而遂连类。并及这“山崩川竭”，是何等之事，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？乃仅以“不谨”二字，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，如何使得呢？但所闻必有所自，你须据实供出。
曾静供：“山崩”之说，虽有传闻，弥天重犯今日万死，记想个人不出。“川竭”之误，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。盖寻常说话，犹庸言之谨，一涉不实，不惟于道理有碍。于心不能无愧，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。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，如何可以轻易掠过，且以庶人小民之贱，而上议国家事体，即有实据，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，况既复妄，虚中更虚。即此一项，已足粉骨莫偿了。而前供犹仅以“笔头不谨”，盖过是身陷于罪，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，今日省悟，万死何辞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，所著逆书《知新录》，内云“以大事看来，五星聚，黄河清，某当此时如何死得。天不欲开治则止，天欲开治，某当此机会，毕竟也算里面一个，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，舍某其谁？等语。从古治乱之数，必上有桀纣之君，下有生世涂炭之祸，方可谓之大乱。曾静以我朝为夷狄，为匪类，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，纪纲法度，一切废弛，方为否极之时。以今日海宇承平，万民乐业，以朝廷政事而论，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，然苟有人心之识者，断无有诬为乱极。当治之时也。且自开辟以来，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，而以“五星聚，黄河清”为“舍我其谁”。又云“当此机会”，所谓机会者，何所指？据实供来。
曾静供：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，今日反复省悟，也有个病根。盖缘自幼以来，讲解经书，讲到《孟子》“滕文公问为国”章说，那井田法制，心中觉得快活，私地暗想，以为今日该行。由是屡去问人，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。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，甚不快活。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，竟以为行得，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，井田封建复了，然后方可望得治平。遂不觉赏心合意，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。且执着这个死法子，放肚里。因而看轻汉、唐、宋、明之治，大不及三代，妄以为井田不复，贫富不均，其余言治，皆非至道，乃猥不自量，敢以经济抱负，超越寻常。自许一闻“五星聚，黄河清”，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，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，必行井田复三代，欲行井田复三代，在当身自计，竭其驽骀，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，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。即所谓当此机会者，亦是望上之人用我，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，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，另生个别见也。只因谣言见闻，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，所以狂悖，而有是举。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，所历过之地数千里，无不家给人足，薄海内外，无不化行俗，美道德，政教修举，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，更因时损益，已精益精，正礼明乐备之极，天开文明之盛，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，治著功成。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，不肯一时一刻少懈。伏读谕旨，尚曰：不敢谓为至治之世。德隆心下，圣不自圣，一至于此，此所以无人感孚，瑞呈详见，“五星聚，黄河清”者，正为皇上道德纯全，超越千古，本朝治教休明，迈盛三代，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。况井田疆界，自秦以来，已荡废二千余年，封洫沟渠，皆不可考。而今日承平日久，平原旷土，各成旧业，以理势论之，迹必不可行。且天下人文蔚起，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，才智深于治体，精于治法者，用之不尽，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，禽兽不如，乃谓“舍我其谁”，其不自量，一至如此，狂妄之罪，万死何逃。
问曾静：旨意问你，所著逆书《知新录》内云“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，本领济，大有为得”。又“生非其时，在今日似恰逢其会”等语。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，不忘故国，而在本朝应试诸生，以天盖楼选刻时文，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，致富不赀，乃包藏祸心，肆行无忌。实一反复无赖、卑污狂悖、叛逆之人，天地覆载所不容。今你乃奉为师法，心悦诚服，以为孔孟复生。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，从何处见得？吕留良之大有为，从何处知道？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，亲承指授，而信敬畏服，一至于此。且云“今日恰逢其会”，又是何解？可从实供来。
曾静供：圣人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又曰：“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。”弥天重犯今日狂悖，一路错到底者，总因自家僻处山谷，眼孔小，见闻隘，胸次鄙陋，错认人故也。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，遂妄意心悦诚服，奉以为师，不惟以为师，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。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。不过就语句言话上，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，遂不觉好之深。好之深，遂不觉信之笃。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，妄意指他的说理明，论文精。谓他大有为者，期他得用，可行井田，复三代，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。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，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，到处不是。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。从此回想，向日之信听他者，何啻陈相之悦许行，痛悔何及？至若谓亲承指授，实实没有。他生在浙江，弥天重犯生在湖南，近广东界，相去有数千里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，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，弥天重犯只有四岁，实未曾与他会晤。至于“恰逢其会”等语，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，又有他一段错解《春秋》之意，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，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，数月不断，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。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。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，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，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，太平有道，普天薄海皆然。方知圣人在位，政教修举，礼乐明备，直盛千古。从前满肚疑团，始得一洗落实。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，大逆不道，蛊惑人心，为覆载难容处，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。